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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博彩票:阎连科:误读把我变成了陌生人 我非常想回到读者身边

文章来源: admin     时间: 2018-11-15

  

不同于另一位河南籍作家刘震云,阎连科的写作之路是饱受争议的。陈思和说,他是备受关注而被争议,不是因为备受争议才被关注。法国《世界报》评价他“跻身于大文豪的圣坛绰绰有余”,然而与此同时,国内也一直存在着批评阎连科的声音。今年8月份,阎连科新书《田湖的孩子》在国内出版。不同于以往的是,这本新书是阎连科的非虚构自传作品。从1979到2018,阎连科的写作生涯已经快到走到第四十个年头。在10月28日的新书分享会上,阎连科和我们分享了自己四十年的写作历程。

以下为阎连科的自述整理。利博彩票

我一生都在犯错误,一生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来走去,就是说阎连科一生都在犯错误,但不断在纠正自己。原来的题目想叫“一生都找阎连科”,后来觉得有点矫情,这么大年龄了像个孩子一样,就出了一个特别不着边际的“我是谁的陌生人”。这个话题听起来很玄妙,很古怪,我讲起来也讲不清楚,心里一直想这个事情。我就想今天的阎连科为什么从大家熟悉的变成特别陌生的人,非常奇怪,这个题目是有意思的,但我讲不清,我讲多少你们自己再加工一点想一想,大家就能共同明白为什么我变成了陌生人。

为什么把自己写成了陌生人?

第一个问题,一个作家写作了40年,为什么把自己写成了陌生人?一般情况下写作40年,应该读者越来越熟悉。今天(大家)面对的阎连科也是写作了40年,从20岁写作到今年60岁,40年把自己写成了大家都熟悉的作家。但是我想肯定有很多不愉快的读者,他们会把我当成不喜欢的作家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,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,但是我想那些不喜欢我的读者一定有特殊的原因,除了我写得不好以外还有别的原因,别的原因就是今天恰恰要去想的,要去谈论的。为什么说写作40年终于把自己变成了陌生人?我先说自己熟悉的情况。

每一个作家写作的过程其实都有要成名、要在读者面前混一点脸熟的过程。我也是这种情况,最初是20岁开始写作,写作的目的非常明确,就是要出人头地,就是想通过写作从乡村人变成城市人。忽然有一天我觉得也许我能够成名,也许能够在许多读者面前混得脸熟,这是非常恶俗的写作动力,但非常重要。

从最初的写作到成名的过程大概有四五年,应该是在1984年的时候写过一个中篇小说,那是我一生写作的第一个中篇小说,叫《小村小河》,是非常偶然写成的。《小村小河》写的是1979年的自卫反击战,这个故事今天讲起来也没有任何意义,我经常说那个故事非常像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的《活着就不要忘记》。我最初的写作其实是从模仿开始的,在相当程度上是精神的抄袭。没有抄袭故事,抄袭了文字,抄袭了那个小说的精神。拉斯普京小说《活着就不要忘记》写的就是一次大战一个村庄的男的都去当兵了,然后主角从前线当逃兵回来。但整个村庄男的都在前线,他不敢回家,他妻子就让他住在村子周边的地窖里,每天给送饭到地窖,就像北方装红薯那样的几米深的洞。他妻子每天给他送饭,看周围没有人就学几声狼叫,把送的饭拿下去。小说的最后写到,终于他妻子学狼叫的声音学得像极了,有一次冬天荒野无人,他妻子学狼叫忽然来了一大群狼。狼来了之后她发现(自己)怀孕了,这个孩子是谁的她也怀疑。我写《小村小河》也是从这儿开始的,同样写一个士兵在反击战当中,所有一个连队战死,最后他活下来了,怎么活下来没有任何人知道,人人都说他一定是贪生怕死才能活着回来。后来他回到村庄之后,晚上和妻子做爱,发现也不是原来的妻子了。原来的妻子一直盼望他是一个英雄前线,没想到是一个逃兵回来,大概是这样的小说。我经常说这个小说是精神的抄袭,是来自于那个故事。

这个小说我写得不断掉泪,一定是好小说,然后我专门寄给《昆仑》杂志的编辑部,还用胶水粘了一下,后来编辑部就说退掉了,盖一个公章退回来了。后来发现十几页果然还粘着,没有人看完那个小说。同样是这篇小说,同样是这个稿子,过了一个年头,84年年底,《昆仑》编辑部去了一个青年作家叫海波,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。因为解放军文艺部社长要退休了,要到原来部队去探望,《昆仑》编辑部的青年作家就跟着他回到老部队。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,就陪他们陪了两天。陪了两天走的时候又把稿子交给青年作家海波,当时他红得发紫,拿起小说扔到了后面的车斗里了。大概三个小时以后,我就回去午休,下午三四点海波居然打来电话,他说“你当过兵没有?”,我说“干嘛?”;他说“没当兵打过仗没有?”,我说“干嘛?”;他说“没当过兵,没打过仗?”,我说“干嘛?”;他说“没打过仗怎么写前线的小说?”,我说“没有规定说不打仗就不能写前线的小说”。他讲“你们河南人说话怎么这么冲?”,我说“什么事情?”,他说“我走到沙堆里面,就顺便把稿子拿出来了,蹲在那儿就看小说,把我吸引了。这个小说可以发,如果不好的话我就会让你去北京改小说,就这么一件事情通知你。小说没看完,看了2/3,但是我掉了两次眼泪。”他就把电话挂了。

这是我发的第一部小说,在1985年,他说这是这一期最好的小说,这是纪念长征60周年但是有一点反战的情绪。这本小说发了之后就在前线传来传去,那时候还不断打仗,昆仑军区司令员带去给士兵看,那个士兵看的全部是这一期的《昆仑》杂志。小说之所以让大家喜欢是写了逃兵对家的思念、对母亲的思念、对妻子的思念,有一种反战的情绪。更重要的事情是,1985年我的孩子出生了。我的母亲到开封帮我带孩子,那个“孩子”刚好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寄到北京来,同时寄来了800元的稿费。我母亲就拿出来数,大概是20多页的中篇小说,我母亲说:“写这么一点就能挣800块钱,那你可以一生就干这件事情,又不用下地,风吹不到,雨淋不到,一生就可以做这个事情”。我当时就觉得确实这样,又有名又有利。1985年800块钱非常多,母亲就提醒我一生可以做这件事情,我就想这样。后来我就说要成名,让所有人都知道阎连科是小说家。母亲的一句话提醒了我,我就这么做了下来。

写着写着,混到脸熟的时候你是不满足的,希望做一个陌生人,这时候我的写作在读者当中发生了变化。其实你作为一个作家在读者中间混脸熟,在亲人之间混脸熟是容易的,但是作为读者的陌生人是非常难的。实话实说,你不满足于读者对你的希望,渴望批评家对你的喜欢,因为批评家是读者中的读者,是更高一层的读者,我这样说有点得罪大家,但我确实是那样认为的。我那时候完全混了脸熟,但一个作家要做读者的陌生人,做批评家的陌生人,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变化,非常多的曲折。

我的小说作为读者的陌生人是这时候开始的,无论如何这一阶段写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多多少少开始在读者中间、批评家中间变得陌生起来了。这是我写作最好的时期,因为完全是在不经意之间两年一个长篇,包括写了《黄金洞》、《年月日》、《朝着东南走》等等,也变得陌生起来了。变得陌生起来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,后来我直白地说,我觉得我的小说写得有问题,禁书不等于是好书。我一直是这方面全国最受争议的作家,没有别人写得好就是没有别人写得好,反省对我非常重要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为什么变得更加陌生,读者不能接受,批评家不能接受。当然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,种种原因,看着玩玩可以,消遣可以,但艺术上比较粗糙。恰恰这些是要讲的,40年变成了非常无奈的过程,也是反省的过程,甚至于今天说是向读者道歉的过程。

《为人民服务》写完是2003年,那是非常有趣的一年,孩子要考学,还要搬家装修房子,居然还写了三四十万字的小说。但是这个小说没写完之前一个好朋友,他在杂志上每期发一篇小说。从第一天开始,他说你一定要给我写一个小说,从04年,一直拖到发表。说现在已经到第六期了,你不给我写,我们的关系就到此打住。从1月份讲到了9月底、10月初,说必须在10月份写出来发一个短篇小说。那时候我脑子一片空白,没有任何故事情节。我纯粹是为了这次刊物,就拿出了一个情节,也是黄色的情节,随便把那个小说情节扩展一点。在这个情况下,恰恰因为这个情节,因为自己的年龄年轻,没有意识到是黄色小说,但那个小说写得激情澎湃。忽然他打电话问写完了没有?我说写完了。问写了多长?我说5万多字了。他说,我只要3万字,你就慢慢写,我不要这个稿子了。他每期只发3-3.5万字,那时候就完全不着急了,大概10天左右写了《为人民服务》这个小说,后边的事情就不谈了,但我就讲一点这是值得反省的小说,是不成熟的。

阎连科所有的事情都是文学概念的,正的也好、负的也好,我的一生没有任何一件大事情和文学无关,在这样的情况出现了《为人民服务》。但有一点,《为人民服务》给那么多朋友带来的麻烦心里非常内疚,对不起《花生》杂志,对不起我原来所在的部队,对不起北京作协,北京作协对我非常的好,我从来没遇到那么好的单位,连你的一封信都会打电话告诉你,“阎老师有一封信帮你收了,阎老师几月几号不忙来这儿一下”。我对不起它的好,就总想说戴罪立功,写个好小说。现在也特别想写个好小说让大家理解这个作家没有那么糟糕,还是非常好的,非常善的,就写了《丁庄梦》那个小说。这个确确实实是我写的最善良的小说,写这个小说的本意是为了表现好一点,想写一个更温暖的小说。这个小说的结果我们也不去管,大家都知道,其实写作的真心要远比《为人民服务》多得多。大概从此以后,我把我自然变成了一个陌生人。

《为人民服务》是反思的写作,今天我不会去写它,如果今天要写一定会非常艺术化,比它好得多得多。《丁庄梦》虽然不是好的小说,但那是善良的、坚强的、温暖的表达。从此我说把自己变成了所有读者的陌生人、所有批评家的陌生人。

被误读的阎连科

现在进入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话题,我想讲误读和被误读。每一个小作品都是在(被)误读的过程,但并不是每一位作家恰恰成为(被)误读的好作家。我就是在被误读过程中变成了大家完全不认识的人。

北京的活动,我并不是为了这本小说卖得好和大家聊天,纯粹是想和大家聊天,想过来。站在这里,我就想说一个误读成就了小说、也成就了一个作家,但同时也伤害一个小说、伤害一个作家。

我没有在任何地方讲过这样的话题,误读《为人民服务》可以理解,《丁庄梦》完全是处于被误读的过程中。我写那个小说的温情、温暖、善意,那几乎是那个村庄不存在的事情,从道德上讲那个村庄没有这么美好,那个村庄到了绝望的时候,美好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我想恰恰在这一点上,我完全是美化了那个村庄,那里面丁水阳老人的形象完全是道德化的形象。之后我写了《风雅颂》,《风雅颂》也有很多误读。这些都不重要,但一定不是单纯《风雅颂》的过程,是因为那时候所有的读者、批评家会说阎连科的作品开始剑走偏锋,完全为了批判者批判。你写不出好小说一块石头落在你头上,大家都会嘿嘿一笑,你想和同行交流都没有交流的机会,想和同行说心里话也没有说心里话的机会,变得非常孤僻,朋友越来越少,越来越怪。走到现在,《风雅颂》后写《四书》、之后写的长篇小说等等,一系列小说几乎全部是在(被)误读。

谈一个小说不要在饭桌上就谈,不要看了几页就大肆评论,没看完不要谈论。没有人看过阎连科的小说但好像人人都看过,没有人知道那个小说写什么但是人人都知道,这是非常大的误读过程。包括《炸裂志》那个小说完全是在非常清晰化的概念指导下,是完成真实的。完成真实的时候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途径,作家完成真实首先要说服自己相信这是真实的。但是我的写作是因为相信这样写是对的,它是真实的,从虚构走向真实的途径和别人是不一样的。

今天去看《炸裂志》,里面有无数的细节,比如说《炸裂志》当中有一个非常庸俗的细节,村长当了镇长,村长和以前的女秘书有一点点暧昧的关系,当村长的时候她不同意,但当镇长、权利变大的时候,女秘书的衣服就自然脱落了。这是非常恶俗的细节,但是有一点它非常清晰——所谓的类真实,所谓的神实主义。比如说《炸裂志》当中的拆迁,不会写到拆迁的任何过程,就是说人跑了一圈就房子就自然拆掉了,还有说推土机过去之后人的手指能断多少节,那个飞机跑道就修成了。

这些书出版也好、不出版也好,变得读者越来越少,这个过程是必然的过程,也是无可选择的过程。

还有一点,大家会说阎连科的小说特别政治化、现实化,特别关注现实,这和国外恰恰又不是一样。我经常以《四书》为例,(有人说)阎连科的写作就是为西方人写作,完全不是这个情况。全世界关注这个书,恰恰是关注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解构小说,为什么用圣经的方式写小说,为什么写这个人物,那个孩子也许就是八九岁、十几岁,这个八九岁的孩子也许是希特勒,也许是耶稣,也许早期是希特勒,最后变得像上帝耶稣一样,是非常迷人的情节细节。全世界翻译20多种语言谈论的都是小说的艺术性,只有回到本土才发现大家根本不关注这些内容,不关心你的小说语言从哪儿来的、和圣经什么关系,不关心这个小说中间和宗教的关系,也不关心小说的人物、为什么每个人没有名字、为什么每个人这么奇特、尤其孩子的形象,也不关心那个中间作家的形象和今天的作家有什么关系,所有的这些非常奇特。中国读者、批评家本身更关心政治问题,而海外完全不是这样的。即便是《为人民服务》这么一个政治化的小说,外国人真的是在看黄色、男女,纯粹是消遣无聊的事情,完全不是我们这样。

其实走遍全世界,对小说的解读,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。但同样是误读,我们的误读和他们的误读不一样,他们甚至会夸大小说中的艺术。我经常说中国作家很难逃脱和拉美文学的关系,明显受卡夫卡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。到了西班牙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会说你的小说和拉美小说有关系,艺术的奇特也确实奇特在这个地方。(我)到西班牙去宣传,到偏远的小镇上,一个读书会,第一次有中国作家来,有150个人。不管你写得怎么样,没有人理解你的小说和拉美小说有关系,这就是美好的误读的过程,这是极其美好的过程,包括其他的小说都是这样的情况。

误读把阎连科变成了今天这样子,完全变成了中国读者、中国批评家乃至于其他方面的陌生人。这个陌生人不是阎连科渴望的陌生人,或者说你已经被陌生化了。早期是主动的陌生,到后边是被陌生的过程。

阎连科想回归到读者身边

第三个问题是被误读之后,阎连科非常想回归到读者身边来,再也没有一个作家像阎连科这样,依靠和中国读者的交流。《我与父辈》当年卖得非常好,写一个女性的(故事),当时这个写作对我没有难度,回忆一下就写。后来写了《日熄》,这个小说不管好与不好对我来说是有挑战的,是有难度的。之后的写作渴望回归,并不希望在读者面前、出版社面前是特别的陌生人。我经常不断地反省自己的写作,(我)渴望和读者坐在一块交流谈话。当然我也希望卖很多钱,买别墅、买好车,但是有一点是大家能坐在一块,对我来说非常重要,所以我想说第三个问题是渴望写作的回归。

去年发了一个《寻求共眠》,那个小说没别的,就是希望出版、和大家见面,希望聊天,希望让读者看到小说,希望知道阎连科还在写作,纯粹是为了调整而写的小说,乃至于第一动机是渴望出版,出版是第一,渴望和读者交流,交流是第一的。渴望和读者交流的人是有可能和读者交流的,没有渴望和读者交流就可能不会和读者交流。那个书前年写的去发表,去年没出,今年也许会出来,只是说有可能会出版。那个书交流没有那么顺利,我还是非常渴望能出一本书和读者进行交流,是实打实的对话过程。这个散文(集)补充补充、修改修改就交给上海文化,我说没有别的,1万字也好、5000字也好,卖得好不好无所谓,目的是通过这本书能和读者见面,也非常感谢上海文化把这本书推出来。通过《我与父辈》、《寻求共眠》大家能看到阎连科的AB面,以前知道的是A面,现在是B面,以后是C面、D面,看到这个作家有内心柔软的一面,渴望和读者交流的一面,他的内心和大家一模一样,并不是陌生人。

包括今天的写作,包括我说的《日熄》,那时候(我)非常清楚是调整自己,不会特别关注一些特别现实的,特别重大的。利博彩票《日熄》没有时间、地点、人物,完全是想象,当然在精神上是真实的。我一再讲中国的好小说总是和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,和人类的命运结合在一块,一个大的东西、一个人物的命运、一个民族的命运。然后完全回归于特别无意义的事情,吃喝拉撒睡的事情,因为过度被人解读没有被出版。

从熟悉的作家变成陌生的作家,从陌生的作家希望变成读者、批评家、整个出版社熟悉的人,这个心路历程没有讲得那么全面,但内心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
我最近写了一部新的长篇,没有和以前中国的现实问题、精神问题结合,完全是写人的,人的生存问题、吃喝拉撒睡、人的人感,不管出版没出版,阎连科只能如此。过程是非常真实的过程,我想我的写作起起伏伏,有非常多的话站在这里和大家讲。从熟悉到陌生,从陌生渴望回到熟悉的人,回到熟悉的人也不是以前的作家,已经发生很多的变化,毕竟走过了40年的写作道路。从《寻求共眠》、《日熄》,出版顺不顺对我一点不重要,但是有一点和读者交流的渴望是越来越强烈,尤其和中国本土交流,尤其让大家不要误读小说,过度的拆解小说,过度扩大小说的某一种东西,作家完全不是那样想的。像《日熄》就是写一个村庄,夏天乡村收麦子非常辛劳,因为辛苦、疲劳,人就会睡觉、会梦游。梦游其实是一种病,一瞬间的精神病,会传染,战争期间都是这种情况,会一个传一个,事实上写的是某一种病症,失忆症也好、梦游症也好,最后变成一个村庄在梦游的过程中间人们失去理性。是非常自我化的小说,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。但被太多人过度的解读造成了今天的局面,恰恰这个过程寻求共勉。

因为五年没有和读者这么交流过,特别清楚地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,我是谁的陌生人,误读给作家带来了伤害,有些就点到为止,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阎连科体会到误读带来的伤害。不是出版不出版的问题,是一个作家人格的问题、人品的问题。我非常清楚地知道,我没有写出过好小说,长处是:一是勤奋,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能够像阎连科这样勤奋,只要在家,早上7点起床,8点一定写作,如果从欧洲回来第一天时差倒不过来,第二天还是会坐在那儿写2000字,每天如此,写2000字下午再出来见人;二是我也是有自省能力的人,我没有写出好小说,每个小说都有问题。(我)之所以不断地写作是因为发现小说有很多问题,特别希望在下一部小说里把它纠正过来,每一部小说的写作都是对上一部小说遗憾的填补。当有一天(我)发现是完美的小说,无法填补了,就可能要终止写作了。当上一个小说有遗憾,我就会修正它、填补它,这不是动力,是侥幸的心理。上一个小说存在的问题在下一个小说中解决掉,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,这是写作的过程,也是心路历程。

这是我今天要说的“我是谁的陌生人”,其实要谈的是希望回归那个阎连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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